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全新力作！全景式展现太平天国兴亡轨迹

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全新力作，以多元史料描绘出太平天国兴衰图景，透视太平天国对晚清地方社会乃至近代中国变局的深刻影响。

夏春涛、王笛、黄克武、李怀印、田晓菲联名推荐。以宏观与微观视野相结合，全景式展现太平天国兴亡轨迹。

《太平天国再研究》

著者：刘晨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

出版时间：2025年5月

定价：128元

作 者：

刘晨，北京大学博士，“博雅”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清史、太平天国史与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著有《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太平天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合著《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发表多篇论文。

内容简介

一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的全新力作，全景式展现了太平天国的兴亡轨迹。全书从太平天国的统治方略、基层政权建设、社会经济政策、民俗民习改造、统治区民众的集体行动等方面探讨了太平天国兴衰成败的发展历程。既着眼于太平天国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又突出既往研究中忽视的非军事议题，关注社会底层的实践。书中以计量史学的方法，研究了江浙统治区的田赋、地租和捐费问题，展现了太平天国政权下细节丰富、信息翔实的乡村治理场景。本书通过发掘新史料，研究新问题，重新审视这场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历史巨变，对太平天国作出了独特而扎实的研究。

名家推荐/ 精彩书评

研究晚清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绕不开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研究已持续一个世纪，名家辈出，著述蔚为大观，而时下仍守此领域者已寥若晨星，刘晨其一也。该书以大历史视角，结合新资料，对太平天国的兴亡轨迹作了新解析，值得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夏春涛

这是一部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厚重之作，从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文化等多重视角，重新审视这场波及中国十余省的历史巨变。作者凭借二十年的研究积淀，通过发掘新史料、讨论新问题，对这段复杂的历史做出了自己独特而扎实的研究。

——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 王笛

太平天国的历史一直充满了争议，作者避免了以往妖魔化与神圣化的书写，从“非军事史”的视阈，依赖多元史料描绘出太平天国兴衰的内外因素与全局视野，进而公允地论断其得失。这一本力作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并将太平天国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黄克武

这是一本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力作。其最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把研究视角从过去的军事史和政治史领域，转向社会底层的日常实践，展现了太平天国政权下一幅幅细节丰满、信息翔实的乡村治理场景。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讲座教授 李怀印

无论回顾过去还是前瞻未来，都必须立足于现在。时代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面对的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去与未来。正如刘晨所说：“任何学科的发展创新都离不开研究视角的转换与开拓。”《太平天国再研究》为书写太平天国史提供了一个转换和开拓研究新视角的诱人可能。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 田晓菲

本书亮点

1.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全新力作，积二十年研究之功的总结性成果。夏春涛、王笛、黄克武、李怀印、田晓菲联名推荐，崔之清、蒲乐安、田海、菊池秀明作序推荐。

2.宏观与微观视野相结合，全景式展现太平天国兴亡轨迹。本书从宏观的太平天国统治方略、基层政权建设、经济政策，到微观的移风易俗改造、乡村政权建设，全面探讨了太平天国兴衰成败的历程。

3.转换、开拓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新视角。本书把研究视角从过去的军事史和政治史领域，转向社会底层的日常实践。书中以计量史学的方法，研究了太平天国江浙统治区的田赋、地租和捐费问题，展现了太平天国政权下细节丰满、信息翔实的乡村治理场景。

4.对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重大问题作出全新诠释。洪秀全于何时，又是在怎样的形势下立意反清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献”吗？反抗太平天国的“团练”，其实情为何？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吗？通过重新审视、考辨相关史料，本书作出了一系列突破既有结论的全新的、深入的解读。

5.通过太平天国，透视晚清地方社会乃至近代中国。本书剖析了太平天国在统治区实行的一系列旨在改造农村社会的经济政策、建构近代化治国方略的《资政新篇》，以及孙中山对太平天国民族主义遗产的继承，以至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风潮等问题，由此反映出太平天国对近代中国变局的深刻影响。

6.发掘新史料，辨析旧史料。太平天国文献堪称浩繁，仅各种资料“汇编”，已有数千万字。本书作者研治太平天国史二十年间，更是通过田野调查，辗转南北各地图书馆，搜集到稀见文献近30种。另搜检未整理的刻本、抄本、地方志、私人文稿等百余种，由此可见本书扎实的文献基础。

精彩书摘

一部重构“太史”的力作

刘晨新著《太平天国再研究》即将出版面世，全书凡70余万言，值得“太史”学界祝贺和关注。有幸承蒙刘君奉赐新著文稿，嘱我作序。拜读之后，心得良多，遂有此篇读后感言，以答谢和请教刘君。

一、刘君的“太史”渊源

刘晨对太平天国史近乎痴迷。自云：本科期间，就与洪秀全结缘。

曾有白天研究洪秀全、夜间睡梦中仍与洪天王相伴相游的经历，竟与洪秀全的天启异梦有些相像。在“太史”研究沉寂多年的年代，刘君特立独行、刻苦专攻“太史”的治学志向，颇令学界感佩。民国时“太史”研究前辈，如简又文，人唤“太平迷”；谢兴尧，自称“老长毛”。21世纪，刘晨自号“小长毛”，有人更称他“小‘太史’公”。证之刘君求学、治学经历，这些昵称可谓实至名归。

刘君研究“太史”历经艰辛。自进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就投身“太史”学习、研究，辛勤耕耘，稍有创获。本科期间，曾写了《乱世枭雄李昭寿新论》，就李昭寿的复杂经历、叛降清朝原因，以及天国后期派系林立、内部不公等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此文虽为习作，但已展现出较好的史学功力。硕士期间，他重点关注萧朝贵，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专著《萧朝贵研究》，其中就《天兄圣旨》《天父圣旨》和太平天国早期高层政治，以及萧朝贵个人命运等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清史研究》上发表了有关水窦村之战、洪宣娇的专题论文，引起学界关注，显示出刘君良好的史学素养和学风，逐渐成长为“太史”研究新锐。进入北大历史系读博后，刘君不改初衷，知难而进，将研究重心放在太平天国内部治理及“民变”问题上，写成50多万字的学位论文，获评北大优秀博士论文，最终以《太平天国社会史》为名出版面世，堪称“太史”、晚清史研究之佳作。著名“太史”专家茅家琦教授撰写了长篇序言，并题写书名。此后，刘君笔耕不辍，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于“太史”、晚清史、社会史等领域多有阐发和新见。近期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拓展至有清一代民变研究，旨在补强清史研究的薄弱领域。2021年夏，经刘君倡议和邀约，在北大召开“跨学科视野下的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民众运动”学术研讨会，是为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首次在北方召开的“太史”学术会议，当即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也给冷寂的“太史”研究增添了信心和活力。当时正值疫情期间，刘君艰辛勤敏，操持大会，贡献心力，其组织和协调学术活动的能力，令与会学者印象深刻。

二、读后感言：尝试从“非军事史”视阈探索

这部新著，堪称刘君20年“太史”研究的结晶之作，也是“太史”学界近期重要的学术创新成果。笔者拜读文稿，感触诸多，摘其主要，缕述如次。

(一)别开生面，选取“非军事史”视阈探究“太史”

太平天国史的主线是农民战争史，武装斗争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主体。自太平军兴、发展、衰颓至天国覆亡，主要取决于各阶段战争的胜负。中外前辈学者，如罗尔纲、简又文先生等撰写的多卷本“太史”巨著，都将战史作为撰述主线，开启了“太史”研究的先河。简又文先生曾于1973年出版新著《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在欧美被奉为“太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并于2020年译为中文，出版面世，其主线仍为太平天国战史。

这也符合太平天国始终处于军事斗争的历史面相。当然，这些著作都兼顾了天国诸多面相，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治理、对外关系等重要议题，考察和探究了天国兴亡的非军事动因。比较而言，战史无疑是通史的论述主体，至于非军事面相的论述则显得相对薄弱。同时，多位前辈在专史领域辛苦耕耘，成果丰硕，但与通史缺少交集。而且，通、专史著作大多采行陈述史学方法，运用跨学科、多学科方法的著作较少，亟须后学接续努力，尝试创新与补强。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十余省、持续十余载，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回首往事，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颇多中外人士预测，这场运动将会推向全国，推翻清朝。可是，后续发展恰恰相反。

天国军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战，却最终失败。

于是，探究这种逆向剧变发生的动因遂成“太史”学界普遍关注的最大议题。长期以来，学界的流行看法是，力量对比悬殊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基本原因。但事实表明，直到1862年，太平天国的对手只是清朝。而清朝并不强大，内外交困，十分虚弱；太平天国则新兴崛起，各族各地纷起响应。双方力量对比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悬殊。长期艰苦相持的战局充分表明，双方在前线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彼此都无力迅速消灭对方，结束内战。

虽然就整体战略力量对比而言，天国居于劣势，但刘邦、朱元璋以弱胜强的先例足能被洪秀全等借鉴和仿效。可见，太平天国存在着推翻清朝的可能性。看来，未能实现推翻清朝的目标，主要原因并非力量对比悬殊，而是太平天国自身的失误和衰颓。这正体现出事物矛盾转化中外因与内因的辩证关系。

探究天国兴亡的症结，需要全面分析具体的内外动因及其关联与互动。

刘君新著逾出军事史的主体脉络，突出非军事主题，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和思想文化等非军事视阈探究天国兴衰成败及其对近代中国变局的影响，可谓别开生面。新著认为，太平天国兴亡，始终与自身政治架构、宗教特点、治理能力、理论根基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同时又与洪秀全、杨秀清、洪仁玕、李秀成等主要领袖人物的思想高度及现实抉择密不可分；还深受中外变局下的各方博弈乃至世界局势变动的影响。

因此，从这些角度而言，军事失败只是天国败亡的表象，其内在的思想观念、社会治理、权力结构乃至对外政策的得失利弊，则是其兴衰成败的内因。这部新著试图从非军事视阈重构“太史”，难度极大，作者别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值得嘉许和发扬。

(二)研究方法：问题史学与跨学科方法融入“太史”陈述

检视前辈学者的“太史”研究巨著，基本采用陈述史学方法书写“太史”。

通过文献和实证分析，展现太平天国历史全貌，为后学提供基础性的“太史”认知、主要文献和修史范式，已然成为“太史”研究高峰。如何传承和创新“太史”研究则成了后学必须面对和破解的学术难题。就方法论而言，除了陈述史学，还有问题史学、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可供借鉴和选择。

于是，将跨学科方法融入“太史”陈述，成了后学亟须思考、探寻的学术尝试。1980年，笔者奉导师茅家琦先生提议，拟定硕士论文选题“太平天国初期战史”。进入开题，立即面临重大难题：若遵循陈述史学方法，只能重复前辈著述，至多在战史细枝末节考据上做点修正补强，不可能提供学术新见。于是，我精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几部军事学著述，获得新的理论认知和启迪，遂尝试改变陈述战史的纵向思路，以文献和实证分析为基础，融入军事学理论和方法，改取横向思路，从问题切入，撰写了学位论文《太平天国初期战史研究》。

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就初期战史提出三个重要问题：一、战略方向辨析；二、战略指挥演变；三、战术特点分析。顺利通过答辩。随后，第二章在《中国农民战争史集刊》发表。

1981年，再奉师命，参与国家教委项目四卷本《太平天国战争全史》撰稿，完成两卷；10年后受茅家琦先生重托，接任主编，重组团队，接续完成《全史》撰述。及至2002年，《全史》作为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标志性成果出版，后荣获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史》尝试将跨学科分析融入战史陈述，借以深化战史研究的学理内涵。虽未能尽如人意，却也消减了炒冷饭的弊病，算是有点创获。

于是，呼吁学界，组织力量，将多学科方法融入“太史”研究，进而集体撰写一部融入多学科方法的太平天国史。

为此，我也撰写了几篇论文，尝试从思想史、政治学、制度学、结构史等视阈专题考察“太史”及洪秀全思想，试图抛砖引玉，推动新锐群体接力攻关，担当和完成这项学术尝试。

可是，随着“太史”冷寂、后学锐减，本人事务繁冗，水平和能力有限，至今未能遂愿，颇感抱愧和遗憾！刘君这部新著，既按照问题史学的脉络、分专题研究太平天国的不同面相，又汲取、融入计量史学与多学科方法，不失为重构“太史”的重要尝试，并将助推“太史”研究迈向新里程。

新著精心选取攸关天国兴亡的四个重要专题：洪秀全早期思想、太平天国统治方略、民心向背与民变、太平天国权力格局与社会失控，对应太平天国兴盛衰灭四大阶段，书写了一部以问题史学为主线的“新太史”。

同时，针对各专题的具体内涵，又提出若干重要问题，以文献和实证分析为基础，融入跨学科方法，推出诸多学术新见，从不同面相展现了“新太史”复杂多变的样貌。如洪秀全早期思想，新著从“丁酉异梦”切入，改变学界流行的二元解读——将异梦简单视为真实或谎言，并从新的视角深度分析梦境特点与洪秀全的各种加工，认为异梦故事主要来自1860年以后太平天国刊行的文献，为了印证洪秀全的神性，各种文献必然掺入洪秀全后期的各种加工，与当时的原始情况有所不同。

关于统治方略，新著列举了“天下一家”“农村政治”“着佃交粮”“反孔非儒”“移风易俗”“应变十策”“中兴谋划”等七个重要制度和政策议题，运用跨学科方法全景式展现太平天国基层治理规划、成效，以及废弃传统信仰、强推拜上帝的新思想。

这些既具问题意识又融入跨学科方法的研究，力图复原洪秀全异梦故事、基层治理方略与实践的历史场景，使读者获致新的学理认知，表明运用新方法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学术成效。

(三)史料建树：发掘新史料，辨析旧史料

经过几代前辈师长的艰辛搜求、整理和考订，“太史”文献资料极其丰富，涉及中外官私收藏，堪称近代各大历史事件之最。前辈开创和推进了“太史”研究的繁荣昌盛，与他们丰厚扎实的史料基础相辅相成。

后学若治“太史”，必须研读浩如烟海的巨量史料，积累和厚植“太史”研究的基本功。客观而言，“太史”的冷寂，原因较多，但对巨量史料的敬畏，也是后学止步不前的重要考量。

刘君学研“太史”，初心不渝，多年潜心阅读和考辨已有史料，尽力发掘稀见的新史料，并进行田野考察，调查遗址遗迹及收集口述资料。从本科开始，辗转南北，曾赴北京、南京、常熟、苏州、广西等地图书馆、档案馆、高校古籍书库，查找和搜集新的“太史”史料，充实了个人的史料数据库。

检视新著，经作者发掘、考辨并利用的重要新见史料有：太仓《避兵日记》、吴江《黄熙龄日记》、杭州《再生日记》、绍兴《劫难备录》、苏州《胥台麋鹿记》和《避兵十日记》、常州《蒙难琐言》、桐乡乌镇《寇难纪略》等近三十种，基本都是当时的史事实录，弥足珍贵。此外，还搜检刻本、刊本百余种，地方志百余种，私人日记文稿百余种，以及“一档”、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所藏涉及“太史”的原始档案。

而且，作者认真借鉴前辈治史传统，悉心利用太平天国文献、清宫档案和其他各类官私著述，筑牢文献和实证分析的根基。新著的几千条注释和几百种征引文献，即可佐证其厚实的史料功底。

由于清政府的刻意销毁，存世的太平天国史料主体为清政府官方档案及清朝文人私家著述。长期以来，限于治学的政治和认知环境，颇多“太史”学者认为，清方官私文献充斥着地主阶级文人对太平天国的污蔑诋毁，因此，讳用有损太平天国形象的史料记载；即使是现场实录，也闪避摈弃，惜未挖掘和利用其中真实可信的记载；出于治史环境和条件的自我设限，收窄了“太史”研究的空间。

早在20世纪50年代，多位“太史”学者曾围绕常熟为太平军所立“报恩牌坊碑”的序文展开争论。有人认为“报恩牌坊”是民众感怀李秀成的“轻徭薄赋”政策而立，有人则认为这是钱桂仁等叛将指示乡官刻意谀颂李秀成的作品。当时，就有学者指斥“太史”研究中选择性引用和解读史料的不良学风。

祁龙威教授撰文批评说：“凡是有利于太平天国的资料，不论它是否真实，便一律当做可靠的根据而把它渲染起来；凡是和这个观点相反的，便当做‘地主阶级的污蔑’而在排斥之列。”龙盛运教授亦指出：“片面美化太平天国的倾向必须反对，因为它不符合客观事实，不能正确地揭示规律，不是科学的态度。

但是强调或者只看见缺点，也是不对的。”“对当时的缺点应具体地、有原则地进行分析，实事求是看问题。”可是，这些质疑和批评并未在学界引起重视。及至20世纪80年代，学界又出现了太平天国政权是农民政权还是封建政权、曾国藩是否卖国等问题的争论，多位学者参与其间。

其实，产生歧见的重要原因，是双方择取了对太平天国和曾国藩褒贬不同的史料，并由此得出截然相反的论断。

可见，坚持客观理性地择取和利用史料是“太史”研究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前提。“太史”史料主体是清方及其文人的著述，更须投入巨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梳理和考辨。唯有不预设立场和忌讳，才能去伪存真、发掘出诸多反映历史真实场景的内容。其实，那些身处战乱、清贫的基层书生(如村镇塾师)的记载，只是亲身苦难经历的实录，涉及双方官兵及地方团练、土匪的苛政劣行，其评判标准则是现场痛苦遭遇和感受。

所以，他们批评太平天国并不代表拥护清方，指斥清政府也不一定就支持太平军。故而只是如实记叙了太平天国统治区爆发的多次民变，并认为太平军及地方基层政权的横征暴敛是激起民变的主因。

新著认真辨析和择取了多篇被学界冷遇或弃置的私家著述，以多发性的史实为依据，通过系统性实证分析，建构真实可信的证据链，并制作图表，成功发现、分析和解读了被史家忽视的新的重要专题——天国民变，着力研究“反抗反抗者”，从新的面相拓展“太史”的研究领域，助力“太史”研究的守正创新，启动重构“太史”的学术尝试。

(四)布局考量：“内史”“外史”结合，兼具大历史观视野

前辈“太史”巨著的布局，坚持太平天国的主体性定位，聚焦陈述太平天国兴衰存亡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重点在太平天国自身史事、人物的研究和记叙，凸显了“内史”的特色。

新著既坚守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内史”论述，又兼顾与太平天国兴亡攸关各方的“外史”考述，主要是清政府、团练、西方列强(包括传教士)、底层民众等四个方面。只有内外兼修，紧密结合，方可助力研究贴近历史真相，重建各方博弈互动的动态历史场景，展现“太史”研究的全局视野。

以团练为例。

太平天国时期的团练成分复杂，定位多变。新著将其划分为三类。

一是由土豪恶霸、地主士绅组建，如长洲徐佩瑗、松江金国钧、金匮县荡口镇华翼纶等控制的团练，为数最多，衣食、军械自给，一般成员为当地农民。

二是清朝官员组织或领导的练勇，如江南团练大臣庞钟璐、常熟知县周沐润、吴县知县沈锡华等控制的团练。练勇主要由属地农民与清军溃勇混合组成，直接听命于清政府。

三是太湖流域的枪船武装，如元和县周庄镇费秀元、吴江盛泽镇孙金彪、平望镇铁沙锅、无锡太湖金玉山、震泽严墓镇卜小二、嘉兴新塍镇吴连升、新市施麻子等，其成员大都是赌棍嫖客、游手无赖。太平军攻占苏浙后，这三类团练开始结合，形成一股能量可观的敌对势力，严重威胁天国统治。

新著细致分析清政府组织团练、天国应对团练的史实，提出了第四类“平民团练”的案例。通过田野考察与资料搜集，考述了浙江包立身、沈掌大与“盖天王”三大民变事件，揭示社会底层游离于清、太之外的第三方势力，具备“平民性”“自保性”“集团性”等三大特点，左右所在区域的政治走向。新著认为，这是天国后期农村治理不良、军纪废弛的结果。

此类“平民团练”发动的民变，严重扰乱了天国统治区的政治秩序，威胁地方治安，进而对太平军抗击中外敌军的战争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新著还由外而内，内外结合，深入考述天国官方组建的地方武装：一是招抚团练，徒有天国武装名号，保留原建制和指挥体系，实际独立自保；二是隶属乡官局的局差、差役；三是自立自办团练。这些太平军自办的“团练”，协助军方，维持新占领区治安和秩序，具有权力交替和过渡时期的政治特征。可见，新著对太平天国后期团练的考察和研究，较前人更加全面深入，多有创获和突破。

茅家琦教授曾期勉后学，要走出“14年(1850—1864)”的思想束缚，以广阔的视角观察太平天国历史。新著深获启迪，尝试从大历史观考察和研究“太史”，关注“太史”的前延后续，涉及太平天国兴起前鸦片战争引发的历史大变局、太平天国覆亡后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事变，借以长程观察太平天国的多重面相。如通过考察包立身民变案例，透视晚清社会结构，进而论证地方加速军事化、乡绅阶层与绅权扩展、平民精英势力崛起、宗教异端团体增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和社会现象，预示传统中国正在呈现崩溃趋势。

新著还与外国学者展开对话，质疑孔飞力等汉学家普遍持有的“绅权扩张说”。

作者立足史实，论证太平天国有意遏制绅权的政策与实践；太平天国覆亡后，清政府则延续遏绅趋向，“意在约束并重新压缩已被释放的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

新著延展历史时程，认为“清末十年民变、教案等群体性事件的大量涌现预示着绅权的爆发，清政府的最终覆亡也与清末新政时期政府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落败有一定关联”。因此，作者兼具大历史观视野，长时段考察晚清时期政权与绅权的博弈，提出与外国学者不同的新见，值得学界认真反思和持续探究。

(五)重大史事：守正创新，再研究，新诠释

“太史”研究早已是学界公认的史学高峰。

新著知难而进，尝试守正创新，勇于承担“太平天国再研究”的艰巨工程，坚守和传承前辈的优秀成果，力图补缺补强，提出新的诠释和论述，借以展现“太史”研究的新高度。

关于洪秀全早期思想，新著重新研究了《定乾坤诗》《金鸟诗》《述志诗》等诗作，通过背景分析、文风比较，认为这些诗作很大可能出于洪仁玕伪造，刻意塑造洪秀全胸怀大志、蓄意反清的先知先觉的领袖形象。

关于言人人殊的金田起义日期，新著通过细致深入的考订，认为起事初期存在“团方”“扯旗”和“团圆”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并无同日起义之事。太平天国文书所谓“金田起义”，则是泛称、统称，代指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端或者起点，不涉及具体的时间和实质意义，也不似有学者提出的“金田起义”被太平天国看作由一系列活动和斗争联结而成的过程这一观点。这些考证与论述，学界见仁见智，各有评判，但作者的再研究精神和实践值得鼓励和提倡。

关于太平天国的治理能力与民变，新著着力尤深，成果新颖。作者在系统性实证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方法，对史实进行分析和解读，将跨学科分析融入史事陈述，使读者由事及理、获致更深刻的学理认知。

以常熟、昭文民变为例，新著以大量数据和图表比较太、清双方的田赋地租负担，涉及漕粮、地丁银、附增杂费、银钱比价等数据，由此提出符合史实的论断：“太平天国治下常昭农民的负担总额已接近或超过清朝，所以论断常昭占领区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对繁重并不为过。”因此，民变四起的主因是太平天国并未改善清方苛政，致使民众不堪重负。民变严重削弱和动摇了天国统治根基，加速了天国败亡。

长期以来，学界聚焦太平天国高层内部矛盾和斗争的研究，考证翔实，成果丰硕，再研究难度极大。

新著尝试追本溯源，认为自建教立会以来，太平天国内部权力格局一直动荡不定，权力冲突贯穿始终，本质上是高层二元体制所致，即洪秀全虽贵为天王，但杨秀清、萧朝贵先后利用天父、天兄传言迅速获得超越天王的权威，由此衍生太阿倒持、名实紊乱的二元体制，铸成高层权力冲突的祸源。

新著通过文献和实证分析，指称天京事变不过是太平天国初期高层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扩大化与最血腥的表现形式，而且之后太平天国也一直被内争困扰。

太平天国后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呈现出离心割据局面。统兵将帅划地自守，擅支粮饷，贻误军机。高层则呈现洪姓宗室与异姓诸王的权斗冲突，李秀成、李世贤、林绍璋与洪仁达、洪仁发、洪仁玕等相互倾轧。即便是“旧日深交”的李秀成与陈玉成，随着各自权势扩张与资源分配差异，关系也转趋恶化。

双方围绕皖北、苏南地盘相互掣肘，致使二次西征失败、安庆失守、陈玉成被俘死难。太平天国晚期，内耗延伸至基层政权，导致苛政虐民，引起民间社会强烈的恐慌与失控。在各种负面因素交相催化下，天国即便取得了某些重要军事胜利，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败亡。

新著尝试推进天京事变再研究。作者从史料辨析与考订入手，梳理了太平天国、清政府、文人日记与外国人记载四部分的关键史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筑牢论据。再聚焦杨秀清的性格、行为，全程考察和重建天京事变的历史场景。新著认为，在这场惨烈内讧中，洪秀全无论是暗处操控，还是公开声讨，都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与对局势的把控，最终除掉了所有威胁自身权柄的政敌，应对事变负有主要责任。

新著质疑天京事变是天国盛衰分水岭的论断。作者从兵员数量、疆域控制进行量化分析，认为天京事变并不具有转折性意义，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转折应在1860年以后。

至于学界关注的太平天国精神危机，新著指出：“太平天国的信仰危机不是由天京事变这一历史事件造成的，还与政局紊乱、政治腐败、政权体制以及宗教的局限性和时效性等因素有关，这是积重难返的恶果，而且精神上的影响需要经过一定时空的积聚方能完全显现。”新著对天京事变再研究投入甚多，研究理路和流程多有创意，虽然对事变过程的考述未必一定真确，但求实求真的治学精神难能可贵。

新著从三个方面重新审视并评价太平天国。首先是性质：天国政权具有两大特点，主要沿用中国历代王朝旧制，基本目标则是反对清朝压迫、尝试向西方学习并在后期武装反抗外来侵略。其次是军纪：太平军后期军纪的确大不如前，新加入的捻军、天地会军等纪律松弛，烧杀劫掠，给百姓造成巨大灾难，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

与清朝控制区相比，天国狭小的占领区更加混乱和动荡，几至民穷粮尽。部队常因饥饿而溃散，军纪因就食而废弛。新著认为，清军是蹂躏江南的祸首，与太平天国后期吏治窳败、军纪败坏造成的恶果相互叠加，致使江南战祸空前惨烈，并留存了极度惨痛的集体性历史记忆。

最后是农民战争的历史宿命：太平天国运动的结局既是宿命，也具备了诸多新的历史特点，是中国从古代发展到近代特殊环境下的产物，肩负着过往不曾有过的历史任务，亦无法摆脱旧式农民战争的基本特点。

这些评价和论述传承和吸纳了前人优秀成果，并融入作者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展现了新意和创意。

(六)失败内因：纲领、制度、政策再研究和新发现

新著虚心借鉴和融汇前人研究成果，持续探究天国失败内因，力图发掘其“失败的种子”。在制度层面，“太平天国要么在不改变旧制度前提下取代现存权力机构，要么动员农民推翻旧士绅而彻底颠覆现存制度，但它均未做到”。

在社会、经济政策层面，将地主与佃农均推向对立面，由此酿成粮食危机。天国根本没有扫荡礼制和礼教，反而反复过度渲染。洪秀全等主观上并未萌发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自觉意识。太平天国高调反孔非儒，目的是推翻孔子的权威地位，但却接纳了儒学的大部分思想底蕴。“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民间宗教思想共同构成了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主要源头”，拜上帝教则是“中西合璧的新式宗教”。

新著再研究《资政新篇》，认为这是“太平天国版的英美式基督教国家治理方略”，是拜上帝思想的第二次本土化、中国化；并质疑《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相互割裂的看法，认为二者在根本制度上一脉相承，突出了中央集权、政教合一、独尊上帝。

洪秀全并不完全赞同《资政新篇》，表明其不具备纲领性文献的地位。洪仁玕入京主政后，发生了思想蜕变，“原先的闪光思想逐渐被忠君、迂阔、保守的思想取代，那些切中时弊、富有时代气息的政见逐渐被洪秀全的政治和宗教主张同化”。

这些系统性的再研究，给读者带来新的认知和思考，也给“太史”园地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三、展望与期待

新著再研究和重构“太史”，成一家之言。笔者颇多赞佩，但也多有质疑与商榷之处。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涉及太、清、列强三方，内、外因，军事与非军事因素等，而且这些原因各时段呈现不同的交集转化。新著所列专题虽然悉心考论，但难以兼顾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互动。

因此，再研究正在路上，后学同道尚需努力，重构“太史”任重道远。

重构“太史”是一项世代接力、循序渐进的重大学术工程。如何将多学科方法融入“太史”陈述，尚需先从专史入手，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生活史等，推出“太史”专史系列；之后，才能融会纵横、贯通兴亡，完成重构“太史”的世纪工程，开创“太史”研究新局面。

致敬新著！致敬刘君！读后感言，有感而发，或有错谬，谨祈刘君及师友批评指教。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崔之清

于2024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