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时干货与一个时代谢幕：巴菲特大谈关税与美国财政，千亿帝国开启阿贝尔时代

来源｜聪明投资者（ID: Capital-nature ）

作者｜聪明投资者（ID: Capital-nature）

沃伦·巴菲特精神矍铄。

拄着拐杖，一身正装地进入伯克希尔股东大会的现场。在开始演讲前，他还把桌前最爱的两听可口可乐特意放在话筒前面醒目位置，并举起右掌放在额头上远眺了下他的盛大舞台。

满满当当的会场，比任何一届都要人多。

巴菲特开场说，这是他第60次参加的会议，应该是他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好的一次。 “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创下了纪录”。

只是在5小时问答最后，巴菲特透露说，我现在想借这个机会，提前和大家谈一件事。

“现在是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应该在年底正式接任伯克希尔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了。我计划在明天的董事会上提出这个建议。我相信董事会会全票支持这个决定。”

巴菲特紧接着明确表示，他不会卖出任何一股伯克希尔的股票，因为在阿贝尔的领导下，“伯克希尔的前景会比我自己领导时更好”。

“当然，将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可以大量投资的机会。如果那一刻到来，我仍可能会出来出点主意。”

伴随这个消息透露并宣告股东会结束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是的，经久不息，以至于巴菲特不得不补充一句话来回应“安可”：“大家的反应可以有两种解读，但我就当是‘惊喜’好了。谢谢大家。”

显然，现场的掌声很复杂，感激、感动、唏嘘、不舍……确实也有一点惊喜，毕竟巴菲特边说自己退休边承诺保留所有股票。

要知道，在举行这一届股东会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伯克希尔市值创出了新高，而且这还是在今年美股大回调的背景下完成的。

去年8月28日，伯克希尔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市值。那是个周三，距离巴菲特94岁生日还有两天。市值“进位”的那一刻，被媒体戏称是“送给股神的生日礼物”。

如今，巴菲特第60次股东大会，伯克希尔市值再创新高……这些巧合般的重叠，既像一场对理性投资的集体回应，也像一曲复利之歌的高光合奏。

根据伯克希尔公布的最新财报，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账上现金与短期国债总额已突破3477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占比高达总资产的27%，远高于过去25年13%的均值。

巴菲特笑言自己“并不高尚到是为了让格雷格将来更出色才保留现金”，而是现实太骨感。过去一个季度，他们差点花出100亿美元收购一家企业，最后却没成交。

正如他所言：“如果机会合适，别说100亿，1000亿也能花出去。”

今年的股东会上，巴菲特没有回避大问题。他再次就美元贬值表达担忧，强调“真正让我担心的，是美国财政政策本身”。

他还再次强调，“别把贸易当作武器使用”！

巴菲特坦率表示，今年回购减缓，一是股价不够便宜，二是受到了1%回购税的影响。“这确实让它比以前少了一点吸引力。”

当然，真正让人不安的并不是税负变化，而是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正在外溢到经营与资本配置之中。从自动驾驶可能对GEICO保险模式的挑战，到电网投资的制度困境；从核风险的现实威胁，到政府与私人部门在能源投资上的协同困境……

巴菲特与阿贝尔显得有点忧心。他坦言：“国家需要像高速公路系统那样的投资机制。但当你面对48个州各自为政，这几乎难以达成。”

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芒格已不在，但巴菲特和格雷格许多次提及他，一种近乎本能的怀旧回忆渗透在每一个片段中。

比如巴菲特回忆说，查理一直觉得我们做得还不够集中，他说“你们一生只做5件事，可能比做50件还赚得多”。

聪明投资者（ID:Capital-nature）将股东会上几个关注度最高的问题精译分享给大家。

关于关税与全球贸易

沃伦，在2003年你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曾提出通过进口凭证来限制贸易逆差，并指出这些进口凭证本质上等同于关税。但你最近又称关税是一种“经济战争行为”。请问你的贸易壁垒观点发生变化了吗？还是你认为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

巴菲特是的，进口凭证确实有别于传统关税。它的出发点是让出口与进口保持大致平衡，避免我们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失控。

当时这套方案还包含了一些条款，想帮那些当时被称作“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加快一点发展——考虑的东西挺多，但核心目的其实就一句话：别让贸易失衡拖累大家的长期成长。

我一直认为，贸易平衡是件好事。越平衡，对世界越好。

像可可种植在加纳、咖啡在哥伦比亚等等，都有各自的比较优势。

美国其实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起初几乎就是个纯农业国家，250年前，我们出口的主要是烟草和棉花，一步步才变成工业国家的。

而我不想看到的，是我们靠积累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把我们自己推向一个背上越来越多债务的局面。

我当年搞的那个进口凭证方案，查理觉得有点太复杂了，他说这玩意儿像是鲁布·戈德堡机器，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听过这名字（笑）。确实是有点花俏，但我个人觉得，它比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些方案要靠谱得多。

当然，贸易可以变成一种武器，而它引发的态度变化，有时候比政策本身还危险。

我那套进口凭证的想法，最后当然也没能推行。我们手头好像还有几份复印件？不过需求不大啦（笑）。如果谁真的想看看，写封信到办公室我们可以寄给你。

但重点不在那纸文件上。重点是，别把贸易当成武器来使用。

美国从250年前一无所有，走到今天——这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没有先例。依我看，当世界上的75亿人对你心存不满，而3亿人还在对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这显然既不正确也不明智。

世界其他地方越繁荣，我们自己会越安全，我们的孩子们也会更有保障。——不过你也别指望我的这个理论哪天能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列（笑）。

关于日本的投资

日本央行继续加息是合理的？他们的加息计划会不会影响你继续投资日本股市，甚至让你考虑兑现已有的投资收益？

巴菲特这事已经过去六年左右了。我当时手边有一本厚厚的小册子，大概列了两三千家日本公司。

然后我就看到那五家日本商社，当时它们的股价便宜得惊人。

我花了一年时间慢慢买入这些公司。随着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些企业，和管理层的人打交道，越了解越喜欢。

我们后来买到了接近10%的持股上限，我们也明确告诉对方，如果没有他们的许可，我们不会超过这个比例。

我们后来也合理地征询了他们是否愿意放宽这个限制，现在这个限制正在逐步放宽。

我可以替我自己，也替格雷格说——接下来的50年里（我希望那时候是他在掌舵），我们不会考虑卖掉这些股票。

日本的经营纪录其实非常出色。如果你去问蒂姆·库克（Tim Cook），他大概会告诉你，日本的 iPhone 销量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本土；你去问美国运通，他们也会说在日本的业务做得非常好；还有可口可乐，在日本也有重大投资，同样表现非常出色。

日本有很多文化上的习惯跟我们不同，比如他们一直偏好罐装饮料，这是他们从一开始就习惯的形式。他们还有一整套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分销系统。

我们被这五家公司非常友善、认真地对待。他们主要是和格雷格沟通，我大概一两年前去过一趟，但大多数的沟通是他在处理。

格雷格比我“国际化”多了……当然，说他比我国际化，其实门槛也不高（笑），但确实如此。

这笔投资我们是要长期持有的。

而且我猜，他们覆盖全球的业务布局也会带来一些很大的机会——这些机会对他们每家公司来说都可能是巨大的。有时候，我们或许能在某些项目上提供一些帮助，推动它们实现。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会持续扩展。

可惜伯克希尔现在太大了。

我们特别喜欢这笔投资，真希望这块头还能再大点。尽管这五家公司已经是日本非常大的企业，我们在这块的投资市值也有大约200亿美元，但我巴不得能投个1000亿美元。

我对我们手上好几笔投资都有这种感觉。只不过，体量太大反而成了表现的敌人。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查理以前老说，有点问题其实是好事。我一直不太明白他这话的意思（笑）。但要是你听过他那些“金句”语录，你可能就明白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笔日本投资完全就是我们喜欢的那种类型。

那本册子其实也不算小，挺厚的。基本上是每页两家公司，一共几千页。但就是这样翻着翻着，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页会翻出什么东西来。

我们去年放了一部短片，讲的就是“翻每一页”。我想说，“翻每一页”这件事，其实是投资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但现实是，很少有人真的会去一页页翻；而那些愿意去翻的人，他们找到的东西，大概率也不会告诉你。

所以这活儿，得你自己亲自去做。

关于手中的现金

伯克希尔持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现金与短期投资，占总资产的约27%。这一比例远高于过去25年平均的13%。除了保险业务所需的流动性之外，这样做更多是因为当前市场估值过高、主动降低风险的策略吗？

还是你有意为未来的领导交接铺路，为格雷格·阿贝尔留下更大的操作空间和一份“干净”的资产负债表？

你是否乐观地认为，可能会有一些难得的好机会正朝你靠近？

巴菲特（笑）我要说，我可没那么高尚，不至于为了让格雷格将来看起来更出色，就特意按住自己不去投资。

如果他真因为我退场得了什么优势，我可能还会有点小吃醋呢（笑）。

我们现在的现金储备，其实是出于很实际的考量。比如，不久前我们差一点就花了100亿美元去买一家公司。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别说100亿，1000亿我们也能花出去。这些决策其实不难，只要满足几个条件就行：我们看得懂，价格合理，而且我们不必太担心风险。

问题就在于，投资机会从来不是按部就班地出现的，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

如果每天都有四次稳赚的机会，那投资就太轻松了。你只管算算大概能赚多少，再决定下多少注就行。

但我们不是做那种每天都能有“好球”进账的生意。我们做的是那种极度依赖少数大机会、但长期奏效的投资。

查理过去常说，我做的事情太多了。他觉得如果我们一辈子只做五件事，会比做五十件事赚得还多。他认为我们从来不够集中（笑）。

我不否认，我们现在账上有3350亿美元的国债，我们当然更希望这个数字只有500亿——因为那意味着我们找到了更好的机会。

但现实是，市场就是不那么配合。

过去，我们恰恰是因为不强求“永远满仓”，才赚到了不少钱。

而且我们并不认为，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长期持有几笔简单的投资坐等收益，有什么不好。

身为主动投资者，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节奏注定不规律。但也正是这种“不追求频率，只等待好球”的节奏，让我们走出了与众不同的投资之路。

如果你现在告诉我：我每年必须投资500亿美元，直到我们账上的现金从3350亿降到只剩500亿，那将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决策。

你要知道，真正超值的机会，往往出现得非常偶然。

从长期趋势看，市场大概率是往上的。可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市场明天、下周或下个月会怎么走。我不知道，格雷格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没人知道。

更别提个别公司的业绩了，没人能预测它们明天或下个月会发生什么。

我们迟早会被一连串机会砸中，到时候你会庆幸自己手里有现金可以接住它们。

当然，如果明天就来，那当然最好玩了。但很可能不会，非常非常不可能。但要是拉长到五年呢？概率就会慢慢变高。

这其实就像死亡一样（笑）。你10岁的时候，明天就死的概率几乎为零；可你要是活到100岁，那就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尤其是你是男性的话（笑）。

所有的长寿纪录几乎都是女性保持的。我当年还试图说服查理去做变性手术，这样他就有机会破纪录了（笑）。不过以男性标准来说，他已经活得非常好了。

关于保险与AI

AI时代是否会带来类似过去伯克希尔所经历的重大转变，例如在承保策略或资本配置方式上？

贾恩我毫不怀疑，AI一定会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它会重塑我们评估风险、定价风险、销售保险、乃至理赔的方式。

但话说回来，我也看到很多公司在AI上砸了大把的钱，只是因为它是时髦的新概念。

伯克希尔一向不是最快出手、也不是第一个上车的。我们的风格是“先观察，看清楚之后再行动”。只有当机会明朗，我们对失败概率、收益风险比有清晰认知时，才会真正大举投入。

目前我们的各家保险子公司的确在尝试AI，看看哪些地方能用得上。但从集团层面来说，我们还没有进行那种大手笔、战略性的投入。

只要机会真来了，我们不会迟疑。

巴菲特我得说句实话，如果你现在让我选：要么给我1000亿美元让我去投产险市场，要么让我拥有全球最顶尖的AI团队，我会毫不犹豫地选第一个。

我是认真的。如果你让我选，是要AI专家、超级大模型，还是要阿吉特·贾恩做决策，我随时选阿吉特。不是开玩笑。

关于耐心投资与果断挥杆

你常常强调“耐心”的重要性。在你的投资生涯中，是否曾有哪一次打破耐心原则、迅速行动，结果反而带来了好处？

巴菲特这是个好问题。确实，有时候你必须得迅速行动。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赚了很多钱，正是因为我们出手得比周围所有人都快。

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杰西卡·图姆斯联系了我们——我想她是我们一位经理本·罗杰（Ben Rosner）的继孙女。

1966年，我接到了一个来自纽约的电话，是一个叫比尔·施泰纳（Bill Felt Steiner）的人打来的。他说：“我代表安嫩伯格夫人（Mrs. Annenberg）。”我记得安嫩伯格家有9个姐妹，在沃尔特（Annenberg）先生成名前，她们就都在了。

施泰纳对我说：“我们有一项业务想卖给你们。”

于是我打电话叫来了查理，问了几个细节，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们就一起回到办公室里。

安嫩伯格女士的丈夫曾经是我们那位经理本·罗杰的合伙人，后来丈夫去世了，两人之间的合作也变得有些紧张，于是她提出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出让这家公司。

她开出的价格是600万美元，其中200万是现金，还有一块在费城Market街900号地段价值200万美元的不动产，而那家公司当时每年税前利润有200万美元。

查理和我当时去了这家公司，本·罗杰也在场。他其实非常不情愿与前合伙人的遗孀做交易。尽管他非常富有，但他并不享受这个过程，甚至非常紧张。

然后他说了句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他对查理说：“我可以帮你们打理这家公司到12月31日，之后我就退出。”

我把查理拉到走廊上说：“如果这个人真要辞职，那我读过的所有心理学书都可以直接扔了！”（笑）

然后我们就买下了这家公司，开启了一段很棒的合作关系。

你想想，那天早上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根本没料到会发生这一切！

我曾经历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东部的人对中西部人有一种“刻板印象”，而这种印象反倒帮了我们。

比如本·罗杰的第一任妻子就是艾奥瓦人，他就想当然地觉得，来自中西部的人都挺靠谱。

这种时候，你要是走进一间屋子，碰到一个愿意用600万美元把一家每年赚200万美元、还附带两百万地产的公司卖给你的人，那就不是耐心的时候了。

你该耐心的是在等待这种电话响起的过程里。电话会在某一刻响起，也许我正在后面那间屋子里睡觉呢。

你永远不知道是哪天，但这种“你永远不知道哪天会有机会”的状态，才是这项事业的乐趣所在。

保持耐心的同时，千万不要低估我们为了快速出手所做的大量阅读和准备工作。因为我们知道，不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各种类型的私营企业，只要机会出现，我们就已经准备好出击了。

“耐心”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为行动做好准备的过程。

当然了，机会从来都不会以某种均匀的节奏出现。你要知道，这可能是你能从事的最不规则的一类活动了。你必须做到的核心一点是：你要能在五秒钟之内挂断一个电话，也要能在五秒钟之内果断说“干” ！

而且，你在这个行业里，绝不能被自我怀疑困住。如果你整天迟疑不决，那你还是去干点别的吧。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我一直特别享受，其实可以说是我到90岁还在工作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人们信任你。这真的很有意义。

即使今天我拥有的钱多到没人能算得清，就算用机器帮忙也数不过来，那又怎样呢？这对我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对我孩子的生活也没影响。

但查理和我都享受被人信任的感觉。

人们在60年前、70年前就信任我们，那时我们还是做合伙制生意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主动去找过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加入我们的合伙企业。

我从来没有一个合伙人是机构投资者，我根本不想要那种人。

我也不想要那种每三个月就得安排一堆人来给他们做汇报、说他们想听的话的人。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找到了我们要的那些合伙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在场的这一群人。一切都顺利地实现了。

最后我要说的是，当机会来临时，千万不要还在那里“保持耐心”，你得在当天把事情敲定下来！

关于美元贬值

随着2025年美元对其他外币迅速贬值，伯克希尔是否采取了措施来降低货币风险，以及对季度和年度利润的影响？如果有，请说明具体做法。

伯克希尔目前通过发行日元债来对冲其日本股票投资的货币风险。未来，是否会持有非对冲的外币计价资产？

巴菲特实际上我们一贯持有这类资产。

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们打算长期持有那些头寸，而融资成本又极低，所以我们基本尝试以一定程度的日元融资，来对冲日元计价的资产。

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公司政策。事实上，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做。我们曾经持有过大量的外币计价证券，也都是没有对冲的。

至于你问我们是否会为了减小季度或年度利润的波动去做什么，我们从不基于“季度或年度利润的影响”来做决策。

最终的数据会是什么样，那就让它去吧，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5年、10年、20年后的状态。

实际上，上个季度由于日元波动，在财务报表里触发了一些GAAP准则下的账面费用，但说实话，这根本不重要。

下个月或明年，这些情况都会变。

当然了，我们肯定不会去持有那些我们判断其货币“正走向崩溃”的资产。我们真正担心的问题是，美国货币是否保持长期稳定性。

如果一个政府倾向于让自己的货币不断贬值，那是没有任何制度能够长期抗衡的。

你可以选出独裁者、代议制政府，甚至任何体制，但不论在哪种制度下，都会存在让货币变得更弱的“本能冲动”。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年报里非常简短地提到：让我担心的，其实是美国的财政政策。

因为它就是这样运作的。

整个制度的激励机制，推动着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都可能通过货币体系造成问题。

而且，这种问题绝不仅仅出现在美国，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有些地方货币失控的频率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政府的天然走向，就是让货币在时间中“缩水”。这种倾向，所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

但在制度设计中，很难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衡机制，来阻止这种事发生。

最近这段时间，（特朗普二次执政）一百天，我们确实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特别是看到当人们试图确保自己不会陷入财政风险时，会发生什么。

我们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制度来防止货币贬值——在我们当前的日元持仓中，我们之所以这么操作，是因为我们预期会持有这些资产50年甚至100年之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拥有的资产是以一个可预测性很高的货币计价的。只要我们能以合适的利差操作，我们就会尝试以日元计价来发行一些负债。但这完全不是出于我们关心季度或年度利润的考虑。

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真正意义上只做过一次大型的货币操作。那一次稍微和我写给《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有点关系，当时我们做多了大约12种其他货币（这意味着我们在做空美元），其中大约只有四五种是主要货币。

我们持有这个头寸大概两年，赚了几十亿美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金额。

查理一直觉得，如果必须在股票以外的资产类别里选择一个投资方向——虽然他很懂债券、房地产，还有其他很多东西——但他认为，如果操作得当，外汇市场是能赚很多钱的。

不过我们只做过那一次。将来再做，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只是可能性不大。

当然，也有可能美国发生某些事情，促使我们非常想持有大量其他货币的资产。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某个欧洲国家做了一笔非常大的投资，也许我们会选择以当地货币融资。

在日本的案例中，情况是非常清晰的：我们有机会以极低的利息成本借入资金，而与此同时，我们对那些日本公司未来能够带来的收益也很有信心。

如果现在的这种状况能持续几十年（当然不会，世界从来都不会一成不变），我们可能会继续这么做。

但正因为世界总是在变化，所以别把我刚才说的当成什么预测。

关于效率部门的工作

你认为DOGE（效率部门）带来的整体影响，对美国长期发展是正面还是负面？

巴菲特我认为官僚主义是一种极其普遍，而且具有传染性的东西。

在我们的资本主义体系里，其实也到处是官僚主义。大公司往往都还有改进空间——包括伯克希尔在内。而政府就更难办了，它几乎没有真正的制约机制，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支出和货币问题令人担忧。毕竟，它可以直接印钞票。

政客靠承诺好处来赢得选票，这本身也不一定是出于恶意。但关键难题是，如何控制政府的收支。说实话，这可能永远没有完美答案。

我们当前的财政赤字水平是不可持续的。也许还能撑两年，也许二十年，我们谁都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说的：“如果一件事情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那它终将停止。”

这很真实。而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持续赤字），正是无法永久持续的。

一旦财政问题真的失控，局面可能彻底瓦解。美国历史上其实已经好几次差点滑到这个边缘。虽然我们还没经历恶性通胀，但现在的通胀也不容小觑。一旦滑入失控状态，会迅速自我加剧，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现在的赤字大概是GDP的7%，可真正可持续的也许只有3%。越偏离这个合理区间，问题就越可能变得不可控。

我可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但我真心认为这个问题得有人解决。只可惜，国会似乎不是干这个的好手。

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我该适可而止了（笑）。

我们的国家一直都有各种问题，但这个问题是我们自找的。美国有着全球最强的收入体系、资本产出能力、人才培养机制，是前所未有的伟大系统。

但如果你要选一种方式来搞砸它，那就是搞砸我们的货币体系。

历史上，很多国家就是这么毁掉自己的。

理论上，出错的人应当承担后果；可现实往往是，他们不但没付代价，反而可能还得了好处。现在我们还有回旋余地，但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等不起太久了。

关于阿贝尔对资本配置的看法

想听听格雷格对资本配置，特别是进入新业务的看法。

阿贝尔这个问题不简单（笑）。但你要知道，我们在伯克希尔其实起点非常好。我们有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有着由沃伦、查理和所有管理团队共同定义的价值观。

说到我们最核心的价值观，有几个我认为特别关键。

首先，我们会始终维护伯克希尔及旗下企业的声誉。这在投资和运营中，始终是我们的优先考虑。

我还想回到之前关于资产负债表的评论——我们会保持一张“堡垒式”的资产负债表。

我觉得我们的首席独立董事苏·德克（Sue Decker，曾是雅虎总裁）说得非常好：虽然我们现在持有大量现金，但这是一项巨大的资产，这种资产观念会持续成为我们的哲学。

我们会在有机会的时候配置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始终把它看作战略资产。这让我们在困难时期无需依赖他人，也能挺得过去。

这也将是我们未来的投资哲学。

我们将继续保持伯克希尔的风格，永远不会依赖银行或其他外部机构来维持伯克希尔的成功。

关于资本的配置问题，这一点至关重要。但随之而来的是风险管理和对风险的理解，这落在我们所有管理者的肩上，无论是保险还是非保险业务，我们都会将这一理念贯彻到整个伯克希尔集团中。

另一个我想要强调的是价值观，也与我接下来要说的内容相关：我们拥有一组非常出色的运营公司，它们带来了可观的现金流，不论是创造浮存金的保险公司，还是那些每年都带来强劲现金流的非保险公司。

这些正是我们未来长期成功的关键所在。

而这些现金流、浮存金，以及我们在资产负债表中本就拥有的大量资源，使我们能够延续与过去60年完全一致的资本配置理念。

我们会首先考察集团内部的机会，即我们旗下的保险与非保险子公司：这些公司是否资本充足，是否有能力很好地运营业务。

这个原则会一直延续下去：伯克希尔旗下的公司将继续保持各自的独立运营模式，但资金的流入与流出——也就是资本的安排——始终由伯克希尔来把控。

接下来是关于全资收购的机会。沃伦之前提到，上一季度我们“接近”完成一笔有趣的交易——规模大约是100亿美元。

不过前提依然没有变：估值要合理，风险要匹配。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我们就会出手；如果还不到合适的时候，我们也愿意继续等。

未来，总会有合适的机会出现。

然后还有持有公司部分股权的方式，即通过二级市场投资股票。如沃伦一贯强调的，我们在买入股份时，是把它当作一家公司的所有权看待。虽然我们只是股东之一，但我们真正拥有这家公司一部分的现金流、一部分的资产负债表。这不仅仅是一张股票凭证。

我们会用长期持有的心态去思考这类投资——无论是收购100%的公司，还是买入1%的股权，我们都必须清楚地理解：这家公司5年、10年、20年后的经济前景会怎样。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判断，就不会投资。我们不但要理解企业的成长性，还必须了解潜在的风险所在。

这正是沃伦和团队过去60年来进行资本配置的哲学——它不会改变，也是我们未来继续贯彻的方式。

巴菲特我没有补充了，你刚才讲得非常好。

关于年底换届的大事件

你提到未来将由阿贝尔先生负责资本配置。那你怎么看，是“企业经营者”更容易成为“投资者”，还是“投资者”更容易成为“经营者”？

巴菲特这是个好问题。我必须说，当一个企业经营者要难得多。

就我而言，坐在一个房间里，动动手指研究投资，是一件相对轻松的事情。这种生活确实轻松得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更值得钦佩。只是对我个人而言，这样的生活令人愉快，我从不抱怨。

我拥有的一个巨大奢侈品，就是我能选择和谁共事。我这辈子从没为我不敬佩的人工作过，这是极大的幸运。

我曾为五位不同的人工作过，他们都很棒——从距离这里几公里的彭尼百货经理，到几家报社的主管，没有一个老师让我失望过。

我还得承认，我可以极大程度地掌控自己每天的生活节奏，而不是像一名公司运营者那样被日常运营牵着走。

而且坦白讲，我也不想在许多情况下，去和顶尖的企业管理者竞争，因为他们往往不得不做一些妥协，而我可以不用。

我其实是一个掌控自己人生节奏的人，我找到了这样一个位置，可以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经营公司。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自由。

我现在想借这个机会，提前和大家谈一件事。

明天，我们将召开伯克希尔的董事会会议。伯克希尔目前有11位董事，其中两位是我的孩子——霍华德和苏珊。他们已经知道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其他人还不知道。

我认为，是时候让格雷格·阿贝尔在年底正式接任伯克希尔首席执行官。

我计划在明天的董事会上提出这个建议，然后让董事们有时间去思考这个安排，考虑他们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对架构的设想或其他方面的看法。

接下来，在几个月后的那次董事会会议上，我们将就这件事正式表决。

我相信他们会一致支持这个决定。这意味着，从今年年底起，格雷格将成为伯克希尔的首席执行官。

我本人仍然会留在公司，必要的时候也许还能帮上一些忙。但无论是日常经营，还是资本的安排，最终拍板的人将是格雷格。

如果未来出现某些重大的机会，比如国家或市场遇到动荡，我相信我在某些方面仍然可以提供支持。

毕竟，伯克希尔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在政府眼中，我们是“可以依靠的资产”，而不是“需要救助的负担”。

能成为这样的一家公司，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一旦经济出问题，大多数企业都会面临公众和政府的指责。

所以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什么大事，我可能还会出点力。但大方向上，一切由格雷格全面负责。比如遇到并购案，格雷格会全权主导。

当然，我猜如果董事会知道我还在身边，他们可能也会更放心地把权力交给格雷格，尤其是在处理大笔交易的时候。

但需要明确的是：从那一刻起，格雷格将是伯克希尔唯一的首席执行官。

顺带一提，今天我说的这些，除了我两个孩子，其他董事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决定。明天我们会正式开董事会，到时候我会详细讲清楚，他们需要思考哪些问题，评估哪些结构安排。

等他们消化之后，在下一次董事会上，我们应该就会正式作出决议。如果通过，这项人事变动将作为“重大事项”对外公布，我们也会按照监管流程进行信息披露。

从那以后，格雷格将全面接手伯克希尔的管理工作。

而我嘛，可能会用“占卜板”偶尔指点一下（笑），但不会再插手日常事务了。

还有一件事我想特别说明：我不会卖出伯克希尔的任何一股股票。这些股票将会在未来逐步捐赠出去。

决定保留所有股票，这完全是一个经济层面的决定。

因为我认为，在格雷格·阿贝尔的领导下，伯克希尔的前景会比我自己领导时更好。

当然，将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可以大量投资的机会。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可能还是会出来帮点忙、提些建议。而董事会或许也会觉得：既然我所有的资产都还压在伯克希尔身上，那我的意见还是很值得听一听的。

我自己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很明智的。

而且我亲眼看到格雷格这些年在伯克希尔的表现——他做得非常出色，真的非常棒。

好了，谢谢大家。

刚刚大家的反应有点“冷静”，这种反应嘛，其实可以有两种理解（笑）：要么是太惊讶了还没反应过来，要么就是被惊喜到了。我愿意相信是后者。谢谢你们！

点赞+推荐，支持我们